從諾貝爾物理獎看通訊技術與經濟成長

　光纖是資訊傳輸的高速公路，而CCD（charge coupled device）影像感測器則是數位之眼。少了這兩項裝置，資訊只能以牛步傳輸，而且只有文字和聲音卻沒有影像。職是之故，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發給光纖的發明者高錕，以及CCD的發明人Willard Boyle和George Smith，以表彰他們對通訊技術的卓越貢獻。


　通訊技術包羅萬象，但是通訊的進步最終一定表現在三個面向上：資訊傳輸、資訊儲存和資訊解讀。就資訊傳輸而言：17世紀帆船的年代，熱蘭遮城的荷蘭人送一封信回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阿姆斯特丹，需時8個月。但是，21世紀網路的時代，通訊在世界各地幾乎沒有時間落差。事實上，上個世紀末，全球的電信業就已經宣佈通訊的「距離已死」。這項成就，歸功於光纖和無所不在的網際網路。

　就資訊儲存而言，西元前埃及的亞歷山卓港，有一舉世無雙的圖書館，館中儲存當時所能蒐集到的人類的智慧結晶。但是，論其典藏之規模，總量可能遠遠不及今日一名大學生的一枚隨身碟。而且當前網路使用者的習慣是：上網所查到的資料，不管有用沒用，先存下來再說。由此可見，資訊儲存成本已經低到近乎零。此外，電腦所能儲存與複製的檔案，從圖文、音樂到影像無所不能。這項成就，歸功於數位化和半導體科技的發展，例如CCD的發明。

　快速傳輸與大量儲存，既能提高訊息的交換速度，亦可廣增資訊的供給來源。但是，如果缺乏資訊的解讀能力，例如不識字、不會上網，則通訊技術的進步何益之有？舉例來說，中世紀時的歐洲，中國的造紙術西傳，古騰堡也發明了活字印刷術，兩者合力降低書籍的複製成本達數百倍，但是文明的進展依然遲緩，因為遍地文盲：當時的英格蘭，只有一成的男性和百分之一的女性識字。由此可知，資訊的解讀能力非常重要。如果不能解讀，速度與數量就無從發揮功效。

　以今日之情況而言，搜尋網路所得的資訊，動輒成千上萬條，如果在Google上鍵入「CCD」一詞，竟然可以獲得29,700,000項符合查詢的結果，資訊豐富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。因此，如何從氾濫的資訊中披沙揀金，正考驗著這個時代的資訊解讀能力。所幸的是，網路搜尋引擎的強大功能配合智慧型的資料排序和篩選機制，確實有助於去蕪存菁。所以，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或許應該增加兩位得獎者，亦即Google的兩位創辦人，以表彰他們對資訊搜尋和資訊解讀的貢獻。

　通訊的進步既然表現在傳輸、儲存與資訊解讀等三個面向上，一國的電信、資訊與廣電發展，就應該循此方向齊頭並進，不能偏廢。因為，通訊技術是長期經濟成長的決定性因素。

　經濟史學家Harold Innis的「通訊決定論」就認為：每一波的通訊進步，皆帶來一個世紀以上的長期繁榮。通訊決定論將文明的進步歸功於通訊革命，而非農業技術、運輸、航海或動力上的發明，究其原因，即在通訊技術能帶動其他發明，而其他發明則刺激經濟成長於後。如果沒有通訊的進步就不會有其他各式的發明和經濟成長，而且通訊技術愈進步，科技應用的普及速度就愈快。例如，水利從發明到普及花費人類幾百年的時間，蒸氣機的泛用則花費數十年的功夫，但是，今之新科技不消數年便已全球化了。原因無他，一切都是通訊科技進步使然。

　台灣的通訊與資訊產業，體質良好，不論是否當紅正熱，絕對是國家經濟成長的引擎，應該重視其發展。至於發展策略，在「資訊傳輸」上，電信事業的健全發展極為重要，所以，政府必須提攜民營固網參與網路基礎建設，徹底整頓其頹廢的經營態勢。在「資訊解讀」方面，政府要防止「數位落差」的形成與擴大，繼續降低寬頻的使用費，讓弱勢族群也能合理分享資訊化社會的果實。在「資訊儲存」上，除了公私部門的資料庫建置與數位化之外，培養全民的工作數位化、溝通數位化、學習數位化，甚至生活數位化，都是進取的資訊政策。畢竟，通訊技術離不開資訊的儲存、解讀與傳輸，而通訊技術則是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。

《建國大業》先睹為憾

　被視為中共六十年國慶獻禮，號稱中國電影史上最豪華卡司、如紅色史詩般的「主旋律」電影《建國大業》，上個月在大陸挾勢上映，既創造了火紅票房，透過媒體報導，也引起全球華人的好奇與議論。連我那年逾八十的老爸爸最近也問我：「你有沒有《建國大業》啊，拿來瞧一瞧」？前些天，同事從大陸歸來，果然帶回這部片子，影迷如我，馬上就熬夜先睹為快再說。


　聽說這電影明年初想在台灣上演，大凡看電影者，最痛恨的是未看前先被告知劇情，但請相信我，即使看了我寫的觀後感，一點也不會影響觀賞這部電影的「樂趣」。因為，撇除更久遠的八股宣傳片，比起近廿年來大陸所拍的如《風雨下鍾山》、《大戰役》或《巍巍崑崙》甚至《開國大典》等我看過的ＤＶＤ，儘管《建國大業》在人物角色、劇情推陳和技術表現上，都有了長足的進步，乃至商業化的包裝，但本片並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，也不脫其政治宣傳和侷限特定史觀的的本質，更不可能因其大片的卡司、預算或規模而在影史上留名。

　基本上，這種想要「政治與娛樂齊飛，歷史與現實一色」的電影，編導演三者再強，本質上已註定了兩面不討好的結果，對台灣觀眾來說，尤其如此。從本片所描述的時代背景來說，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至四九年之間的國共內戰，因為國府戰敗的屈辱與盡失人心，中共在大陸儘管多所宣傳教育，視為常識，但對台灣民眾卻是一段被淡化掩蓋而不熟悉的歷史，本片的鋪陳看來因此頗覺陌生枯燥。就政治而言，本片高度凸顯這四年內戰間民主黨派、無黨籍人士與國民黨內「愛國叛將」對建立「新中國」的功績，大量陌生的名字與協商過程，亦令觀眾難以入戲認同，尤其這些一甲子以前的歷史，若對應近卅年來台灣的民主變化，更難以產生今昔對照的感受。

　最根本的是，做為一部電影，本片主要著墨於最後四年內戰期間的政治折衝，對遼瀋、平津、淮海、渡江等諸大戰役，並沒有戰爭場面的壯闊展現；而超強卡司的陣容，看似宣傳賣點，恰是電影敗筆。本片號稱有一七二位明星，為了安排每位巨星的共襄盛舉，只能像走馬燈般地讓他們頻繁亮相，完全沒有人物個性的連貫與經營。更妙的是，太多短暫串場的明星光采蓋過所飾演的歷史人物，觀眾只會記得劉德華，而認不出他飾演的俞濟時；認得胡軍，不識他演的顧祝同，更不必說很難認出，周星馳也在片中，演的竟是周作人。

　本片描述的國民黨人物中，最正面的當屬在上海金融改革打老虎、卻壯志未酬的蔣經國，最被認為突破的無疑是充滿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的場景。但是這又如何？全都是被勝利者中共認為已經滅掉的歷史遺緒，俱往已！事實上，「去臉譜化」與「還人性化」，近年來早是大陸戲劇表現的手法與潮流，但與當前兩岸現實的認知與實踐，卻是兩回事。建國大業若真要來台上演，我預估票房不會慘如《集結號》或《非誠勿擾》，但肯定不會賣座；其實本片也有若干「以昔諷今」的趣味，就怕來台上演時，有人又要時空錯置地患上恐共症，那才真叫人吐血咧。